铙歌、凯歌作为一种施用于军旅的特殊文学体裁，与羽檄、露布等共同构成了古代战时文学书写的基本范畴。这种文体一般在王师凯旋之际由词臣恭承诏命而作，以示君主盛德大业，在汉后因多创作于王朝兴业之初而被赋予了鲜明的礼乐色彩。然而，明人程敏政就曾关注到历代铙歌作品中较少“中兴之制”的创作阙漏：“臣闻铙歌鼓吹有曲尚矣。然自汉后，率以颂创业之王，而中兴蔑闻焉。”在明代嘉靖间边患频发，“天下北劲虏，南劲倭”的历史变局下，一批俶傥之士因应时事，从创作机制、篇制结构、文辞表征等多元维度对传统铙歌、凯歌予以自觉改良，生成了王朝中兴背景下的文学变体形态。明代中后期抗倭背景下这一独特的文学景观不仅与嘉靖间国势、国运、国威的升沉相关联，而且在个体与时代的呼应绾合中折射出士人群体丰富的生命体验及对倭乱变局的深刻思考。本文通过对文学与历史的互动考察，力图从具体的历史切面中透视士林的国族观照，进而为重估历史危机下文学改良创作的意义提供多维立体的考察。
浙江宁波、绍兴、台州、温州等地滨近大海，原是岛夷入贡之途。嘉靖间海禁渐宽，一批沿海奸民为追逐私利，将火炮等兵器与外夷互市，以致东南盗贼蜂起。东南之地久浸风雅，素不知兵，又因朝局承平日久，国初在东南沿海布置严密的海防屏障都已渐趋颓圯。此时军中官船坏损、伍籍空虚，倭警一响甚至出现以民兵代官兵、以渔船代官船的仓皇景象，于是“群盗鼓行而入，攻燬县治，若蹈无人境耳” 。
起初，士人多将倭患难平的原因归结于江南武备的薄弱及历史经验的缺乏，但六七年间，朝廷不断调兵增饷、充实行伍，东南一域却在倭患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嘉靖三十二年(1553)，外夷与内逆勾连相应，东南沿海迅速失守。短短一年间，劲倭便攻破太仓、海盐、嘉定、上海、崇明、华亭、青浦、嘉兴、黄岩、慈溪、会稽、余姚等地，以破竹之势蔓延于闽海浙直之间。倭寇登陆后在东南各府县中纵横肆虐、虏掠烧劫，三吴两浙地带几乎被焚荡殆尽。如此境况触发了东南士林普遍的情感创伤与共同的命运嗟叹，如皇甫濂《征兵行》中记载东南各地遭强寇蹂蹈的惨状时写道：“夷雏倚笑挥雄剑，横行直蹴吴门都。金阊楼馆荡焚烬，黔黎肝脑涂郊衢。少者伤残老者死，女贞妇虏无完躯。朝登胥台试一望，流尸染血无牧葬。千载豪华荆棘中，唯余离黍生悲怅。”事实上，江南一域对于士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这一物质场域作为历代文人儒士的安身之所，不仅承载着丰富的个体情感而成为他们共同的心灵皈依与精神园地，也因千百年来文脉绵延昌兴促生了人文斯盛的自信心态。因此，士人笔下所谓“千载豪华”的江南胜域倾荡于战火浩劫之中，向来冠带云集的繁盛之所如今因蛮寇鸱张而一片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今昔对比的巨大反差给江南士人造成了极为强烈的精神冲击与心理挫折。况且江南一域作为明朝祖宗兴业之地，还因绾结了共同的民族意识而具有国族威严、国脉根本的象征意涵，从这一角度来说，倭寇对江南的重创具有扰乱正统之尊的乱政意味而给士林带来普遍的挫辱之感。在朝野上下一片“殃民糜饷”的讨伐声中，士林言及时事往往愤切兴叹，并由此引发对国家干将的殷切呼号：“只拼常此度流年，南北时逢事可怜。胡虏塞垣连羽檄，倭奴江海接烽烟。倭奴径深入，桑麻尽战场。珍绮载樵苏，子女驱牛羊。文儒滥铅刀，一旦失干将。国仇民难英雄耻，君乃愤怒大呼起。”
嘉靖三十三(1554)年，在多次“克期平贼，不许怠误”“亟为勦贼安民”的敕令下，总督张经因有临难规避之嫌而遭到“畏巽失机，玩寇殃民”的罪名弹劾。此事引得嘉靖大怒，手批御本谓张经“欺怠不忠”“罪不可贷”，并与浙江巡抚李天宠一同下狱论死。嘉靖这一激进态度实际宣告了东南战事与国纪朝纲直接牵连，具有公共话语与国家意志的双重形态。嘉靖三十四年(1555)，胡宗宪因“才智异常，安危可寄”受到赵文华推荐，接任李天宠成为浙江等处巡按监察御史。不同于周珫、杨宜一类的庸驽之将，东南士林普遍认为胡宗宪可堪栋隆之任，具有伸扬士气、恢复国体尊严的才能。据载：“(胡宗宪)及行，两浙士大夫饯于郊，谓公曰：两浙生灵赖公此行。”东南士林抱持着英雄式的救赎愿景和共同期许，在胡宗宪与戚继光等骁将接连获得了一系列大捷，实现廓清海宇、平定寇氛的历史功勋后，因东南祸乱环迭而累积的挫辱之感迅速转化为集体性的文学颂美意识。他们纷纷形成自发的书写意愿，并择以铙歌、凯歌这类纪行伍之事的文学体裁作为书写出口，如王寅《平夷大合鼓吹十五首》序言中谈及创作缘由时说：“明治安已久，武备浸弛，倭夷勾连内逆，深入东南。抚臣受命，当事者每见挫辱。胡司马宗宪以御史愤激，身冒敌锋百余战，五载而成，荡平之绩，余恨未得。从司马草檄军中， 知始终之详，姑就所闻大战，铺陈颂之，以振威扬勋，风敌劝士，名《平夷大合鼓吹十五章》，乃窃取短箫铙歌之义，使后来为乐志者庶有所采焉。”此序表明这一时期铙歌、凯歌的文学发生与时代升降沉浮紧密关联。此外，还产生了如茅坤《大司马胡公铙歌鼓吹曲十首》、王慎中《平蛮凯歌十二首寄胡总制梅林公》、沈明臣《铙歌鼓吹十章》、戴庭槐《铙歌十首赠戚将军》、汪道昆《铙歌十曲(有引)》、唐顺之《海上凯歌九曲赠汤将军》、徐渭《凯歌赠参将戚公》、戚继光《凯歌》以及皇甫汸《海波平》等一系列铙歌、凯歌作品，构成了战时背景下特殊的创作图景与文学景观。
以胡宗宪为首的东南将领上慰宵旰之勤，下除桑梓之害，肃清海宇、平定东南的功绩被嘉靖间士人赋予了王朝中兴的国家色彩。正如王慎中在《与胡公平寇奏议序》中谈到：“嗟乎！天之于民，孰谓果不仁哉？以比岁吴、越之寇观之，山原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万室之邑、千家之聚，生育长养于其中，华膴繁盛，一旦荡为丘墟者，不知其几。彼苍然者，是果何心，其亦不仁甚矣！然御乱之材，已生于其时，如中丞梅林胡公者，卒能为东南定数岁之乱。盖天所预拟，以待今日，非无意而生斯人也！孰谓果不仁哉？人知胡公成功之伟，而不知皇矣明明之顾，眷然有属，公特代天以逭其终不忍斩绝民命之责耳！”在传统儒家观念中，王朝衰而复兴者谓之中兴，因此在天地生物之心的仁德架构下，所谓“御乱之材”便天然生成了拯溺救焚、庇佑百灵的国士意义，具有比肩国之方召的深远影响。士人在铙歌创作中多作此比附，如茅坤在“序”中剖明创作由来时谈到：
予览观古乐府所载汉魏以来《铙歌·鼓吹词》，并颂天子命将出师，及武功之成以奏凯而告有庙者也。大略仿古者《江汉》之诗之遗，以褒美国家，威耀无穷。今皇上御极，德洽四裔，十余年以来，海岛之夷扰我内郡，覆我戍将，南自闽越，东连吴会，北接淮海，亘三千余里，烽燧交驰，远近怖骇。于是赫然震怒，特简胡公由监察御史赐之玺书，擐甲视师。所向捷闻，一擢为佥都御史，爰提戎务；未几，擢兵部侍郎，总督浙直；又未几，以功擢右都御史。越三载，加太子太保。顷者，公上疏论诸将帅事宜，皇上特敕所司改兵部尚书。嗟乎！云龙相从，君臣一时，千年以来，可谓盛际者已！当是时，元孽既芟，威熠夷海，东南数十州郡之间，羽檄不闻，远近鬯怿。由我皇上命将得人，寄之阃绥，却谗不受，耆定尔功。予尝从礼部尚书郎后，得观太常肄乐，间仿古《铙歌·鼓吹曲》著为十章，矢歌我公身捍国家。且推本所自，由皇上明盛，远媲周宣，二三元老再继山甫，故尹吉得以成功于江汉耳。窃欲闻之于朝，令太常得播金石，以奏阙庭。
茅坤并不将创作渊源推溯至汉魏铙歌这一普遍认同的乐府源头，而是将其创作依据归附于《诗三百》中的《江汉》之诗。据《毛序》释：“《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平定淮夷是宣王中兴事，召穆公奉周宣王之命征讨淮夷之乱，凯旋归来后受到周宣王赏赐，此诗乃纪君臣间嘉勉颂扬。而倭患六七年间，朝廷“竭东南之力，仅乃胜之”，以致龙颜大怒、国威扫地。因此，胡宗宪及戚继光、俞大猷、汤克宽等雄将在倭寇最为恣肆猖獗之际扫清东南奸逆，使贼望风消铄，在海寇乱政后使国家神气为之再扬的显赫功绩，的确具有“兴衰拨乱” 的中兴之意。茅坤依据此典为比附，意在勾连起胡宗宪平定东南与召虎辅佐宣王这一相似的历史功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他借用《江汉》之诗纪云龙相从、君臣遇合之美谈的历史框架，使铙歌的书写对象由君王扩展至将帅，并使这一转变的发生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这一具有共性的书写诉求在王慎中《平蛮凯歌十二首寄胡总制梅林公》中也有体现，其开篇以“横海建牙雄节镇，伏波选卒冠军名”句将胡宗宪比附为光武之际征服百越、播扬天威的马援将军，虽有代其昭雪沉冤的现实指向性，但揄扬中兴功业则是更为显著的题中之义。
在流孽恣蔓的时代背景下，为回应国家彦嘉武事的历史要求，这一时期的铙歌、凯歌创作还出现由“扬德”向“建威”的题义转变。不同于传统铙歌汉制二十二篇、魏制十二篇、晋制二十二篇的雅颂典制，嘉靖间抗倭作品中除王慎中所作凯歌为十二篇外，茅坤、王寅、沈明臣、戴庭槐、汪道昆、唐顺之、戚继光等人所作的铙歌、凯歌则多以九篇至十五篇不等。如果说传统铙歌确立了以偶数式连曲缀篇的基本形制来呈现治世升平的礼乐色彩，那么嘉靖士人九篇、十五篇这类奇数篇制的运用，或许正是以奇偶正变的篇制结构暗合国家中兴之际的历史转向，从而在铙歌“建威扬德，风敌劝士”基本题义之下进一步张扬武功之盛的创作意图，并映射治倭背景下国家策略向“蓄威”“扬威”的复杂政治转变。嘉靖三十三年，寇贼党羽分布之广、城池失蹈之多、官民屠戮之惨引起朝野震惊，于是朝廷决意先“威”于“仁”，大张挞伐震慑四夷：“方得志恣肆，凡之往者益为猖獗，恐未可以言语化悔怀服也。若猾夏之罪未惩，而绥以抚谕，非所以蓄威。纠引之党未得，而责以敛戢，非所以崇体。矧今简将练兵，皆有次第。待其畏威悔罪，然后皇上扩天地之仁，颁恩谕以容其更生，未为晚也。”表现在铙歌曲辞中，则有戴庭槐《铙歌十曲赠戚将军》中“当代皇威憺日窟，元戎形像寄云台”，王慎中“天王有道自垂衣，坐付元臣禀庙机。筑观分流诸岛上，直令日窟憺皇威”等播扬天威一类的话语表述。这种创作题旨实际上与兴业之初天子命制的礼乐化铙歌相比有所偏离，这在传统铙歌中较为少见。
嘉靖间士人抱持着世道沦斁之忧虑而图存匡复，其铙歌创作实际上超越了东南板荡之际家室流离的悲慨情绪及故园残破的黍离之悲，由自我内在的心绪流转指向了对国族中兴的深刻反思。东南抗倭局势的不利固然受到军事策略、指挥才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东南陷落之迅猛仍然触发了朝野上下的群体焦虑。倭寇“勇而戆，不甚别生死”，而东南柔脆，素来缺乏悍勇精干、懻忮武力之士，兵将一闻寇至“即各鸟兽窜，室庐为空。官兵御之，望风奔溃”，即使是狼兵、土兵这支被朝野上下寄予重望的精锐部队也未能展现出如预想般的骁勇善战，其畏怯避战、懦弱不堪的叙述话语在相关文献中并不鲜见。对此，唐顺之就曾尤为痛切地批判道：“我兵素怯，见贼便走，苗兵、狼兵亦复如是，是以虽曾获有首级二十四颗，而杀伤奔走之余，士气益不振”，“至于狼山将领，盖部中只见其报功，而不知其为衰庸阘懦、一筹莫展之人也”。兵将柔脆之实不仅导致抗倭局势的节节败退，实际上也指向了嘉靖间文禔武嬉、国势衰微的现实弊病，而成为关乎国体尊严的精神指征。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唐顺之认为其中关键不在兵甲而在士气，他专门作《鼓军气》一文谈道：“战阵之所以精明，与中国之所胜四夷者，气也，而非甲兵之谓也。国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谈而养尊，武臣恬嬉而宝身，闲雅雍容之习成，而慷慨果锐之气亦寖销矣。南倭北虏，倏然内侵，殆若昔人所谓气炎以取之者。赖皇上天纵神武，赫然一怒，诛逐偷惰，拔用英奇，文臣督师，皆躬自临戎，有《兔罝》赳赳之气。自此倭虏不敢深入，则气之胜也。以臣占于行阵之间，犹有未尽然者。臣视师东南，备观怯将情状，一闻贼战，如浇冷水，颜色可怜，纵不便走，股已先慄。虽亦未必尽然，而然者固多矣。至于倭贼渡洋，谈笑饮食，若履平地。而我将棲泊近岸，日遇海风则头捍目眩，夜闻潮则耳聋心惕。且夫倭贼有过藐我将之气，而我将无必吞倭贼之气，则是未战而索然也。”可以说，战事背景下国家中兴的关捩便在于张扬矜奋、猛厉孔武之气不可遏制的生发及表达，而铙歌、凯歌创作以“义”缀篇的书写形式恰恰能够不为体例拘囿而随气运篇，从而凸显东南武将威熠夷海的历史功勋与时代价值。了解这一背景，将更能理解嘉靖间铙歌、凯歌的生成图景。
铙歌、凯歌之作乃基于歌颂国家行伍征伐有功的文学传统，自汉代播于朝庙后，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便具有了浓厚的礼乐意味与君主想象。事实上，传统铙歌多在战事平定后由词臣承顺天命所制，为了祗宣德音而行于庙谟，词臣一般会尽量消解、涤除战阵中震荡不安的杀伐血气，使之合乎礼仪，呈现舂容典雅、雍穆和顺的中正之声。而嘉靖间东南遭受倭寇重创，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显然从客观上影响了铙歌书写传统的转向。正如王慎中在《题海上肤功卷后》中就明确谈道：
余所作《凯歌十二首》，乃古铙歌骑吹曲之余，音节粗厉，意气杀伐。方蒐狝讲阅，讨军实而陈武事之时，急笛、清笳、鞞鼓，交相吹而奏之，亦足以盛介胄之气，而充扬戎伍之色容。若夫诸生之什，则古之学者游于庠序观饮，至献馘之成，作为歌诵，以侈其盛，盖雅声也。以置其间，厥甚不类。诸生多辱与予游者，必欲书之。然仲尼删《诗》，而秦人《驷驖》、《小戎》、《无衣》之诗，与列国之《风》并存。惟其出于性情，而有合乎礼义，则或为怒猛，或为宽柔，皆足以被之弦歌，而有以动人者。然则置余之作其间，亦不为不可，有善观者，当不以诸生之雅，而弃余之厉。而宪使柯公，方兼总文武之事以为职，雍容礼乐之谈，而常有严戒军旅之备。其于是诗，揽取而杂用之。军中乐作，神闲意暇，徐而听焉，介胄之士，徒资以盛气而发容。公之所听，必有以见其怒，而不失节者，则余之厉，要归于雅而已。既书是诗，遂序于其后。
王慎中此序是关于《平蛮凯歌十二首寄胡总制梅林公》这首凯歌作品创作缘由的补充说明。他指出，此作乃有意识地凸显“音节粗厉，意气杀伐”的风格特征，它在文辞上与传统文本存在“怒猛”与“宽柔”之别，呈现明显的“变体”特征。自古以来，春蒐秋狝的民族传统提示着世人不因沉湎于安乐而失去防备警惕，故其序中特意交待作于“讨军实而陈武事之时”，反映出东南战事背景下对文学风貌的自觉改良与实践。事实上，东南倭寇极为难防，他们居无定巢，来去飙忽，往往乘汛登岸，“急之则遁去，乘间则复来”。朝廷曾先后起用朱纨、王忬、张经等将领剿抚东南，但诸将在极为复杂的抗倭形势下不仅难以实现涤荡凶奸的历史使命，甚至在政治漩涡中先后覆没而难以自保。东南海患六七年间的反复迁延烛照出朝廷百官的严重弊病与极为险恶的政治生态，一批俶傥之士就曾尖锐指出：“天下事鱼烂极矣，非特边陲戎狄之患然也。愚夫知其必有隐忧，而恃禄固宠之士无人敢岀一口气，间有一人慷慨言之，而出身任事，则众共恶之，必挤去之而后已。”现实已经证明，国家危亡之际无法倚靠这类耽于愉佚而自矜于仁义道德的传统儒士重振天威。因此，当胡宗宪上任后接连擒拿贼首徐海、王直，实现剗灭寇贼、平定海氛的历史功绩后，作者之凯歌作品必须经由战场杀伐未定的介胄之气直接宣导而出，从而实现鼓荡人心的现实功用。基于这一原因，王慎中创作的凯歌作品或受诸生诟病，但在盛扬悍勇精干的价值导向下以“变体”形态的铙歌作品讴歌阃帅、指陈时弊，则具有多重意义上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自汉魏而下，传统铙歌虽因彦嘉武事而成，但在“用兵本仁，而义以行之，终之以礼”的儒家思想观念影响下，释俘、献馘、凯歌、饮至等环节均需合于古礼之道。词臣职责在于写定海波澄霁之盛景，故多以“仁德感化”模式布篇，从而昭示天子玄佑百灵、德业绵长。因此从结构布置而言，一般在开篇和结尾或述王臣对扬之词，或示君主诞布存恤之德，较少刻意在全篇始终条陈战事、铺张威烈。但嘉靖间铙歌、凯歌为使介胄之士盛气而发容，多取缔这一传统模式。以纪事最为详尽的王寅的《平夷大合鼓吹十五首》来看，其条陈武功、在最大语义单元内铺扬威烈之意尤为明显。其铙歌组曲以王江泾大捷开篇，此战被誉为“倭患以来第一功”。嘉靖三十四(1555)年，贼首徐海屯于柘林，啸集寇贼万余人，声势颇大。他会集川沙洼酉首陈东、乍浦酉首麻叶和光和尚，密谋三路并进，先攻嘉善、后围杭州，伺觇金陵。彼时，杭城仅剩巡抚李汲泉孤军留守，贼党众而我兵寡，军民皆惊恐大惧。胡宗宪听闻后连日驰赴嘉善会贼，据清人魏禧《兵迹》载：“胡宗宪勦徐海于嘉兴，舰载泥封酒百余罂，钻其颠，投以毒剂，塞如故。以机警卒假官服解酒饷军，出贼道，见贼，辄褫衣冠走。诸酋得酒不疑，高会痛饮而死。”此战后，“嘉兴杭人始安枕，军民主客始知贼”。王寅《石塘酒》中“与雷御史愤越位，思饵毒酒谋何奇”句乃叙胡宗宪毒酒奇谋，末句“乘势载截如芟夷”借《左传·隐公六年》中君国者芟夷僭乱如刈草之典，通过兵气、文气的腾升凸显天威之烈。王寅所作铙歌十五首以史实为据，先后将平望之捷、陆泾霸之捷、横泾之捷、龛山之捷、清风岭之捷、后梅之捷、桐乡之役、乍浦之役等若干次重要大捷接连编次铺排至十五篇文辞中，如《出自嘉禾北门》中“保靖兵，气未鼓。在昔畏敌如畏虎，将令再申不敢前”乃记王江泾大捷后胡宗宪率奇兵埋伏，以少胜多，扭转了保靖宣慰彭尽臣因不听谏言乘锐直前，挫败于城南石塘湾后的军队溃志，《克乌沙》中“岑港旧贼高修藩，乌沙新贼期为援。定齿响焦，水陆分布，旧贼果来断其路”等句则述旧倭屯伏舟山后，胡宗宪准确判断春汛后将有新倭应援，并巧设离间计使贼势日孤、为守益坚，清灭倭寇余党的奇战与奇捷。总之，王寅所作各篇均与具体战事相互参照、相互因应，首尾起束均聚焦于东南武功之事与名将风仪的展叙演绎，气势骤然而起、纵贯而下，凸显了中兴背景下胡宗宪力挽狂澜、振起颓风的时代意义。抗倭背景下的铙歌作品除王寅此篇外，茅坤在《大司马胡公铙歌鼓吹曲十首》中作《御史来》《王江泾》《龛山高》《桐乡城》《鲸之涸》《王翠翘》《舟山》《王直》《淮海》《大司马》十篇，亦切合史实、史事叙述框架，可见通过战阵之事绾结铙歌诸曲是最大限度保留战时、战势中戎伍之气的书写方式，也是嘉靖间抗倭背景下铙歌创作以意气杀伐呈示国威的共同写作策略。
自魏晋铙歌始纪武功之事，唐、宋及明铙歌多颂美君主开国伟业，为昭显政权的正统性，一般君主会以怀柔远人作为建构中华秩序的基本策略。因此在具有礼乐属性的铙歌中，普遍择以一种“穆如清风”、以和济编的文辞风格进行表达，从而彰显君主拯溺救焚、诞布存恤的兴继之仁。正如明初太阁文人杨士奇的《平胡铙歌鼓吹曲词》中“太和融鬯，万物遂成，美洋洋，腾颂声”等句，以及对王旅之师“銮雍雍，鼓阗阗”“旅肃肃，气桓桓”这样规严整肃、宽广坦然之貌的形容展现，无不彰显国初君主应天顺人、不以征诛得天下的德业之茂。在传统儒者看来，制作铙歌、凯歌这类礼乐歌辞应适当化解天威之烈，只需在天道布彰、蛮夷丑类避伏归遁的文学表达下将战阵之事碎片式地穿插闪现于诗中，他们尽量避及对杀伐场景的直叙，即使行笔至战事激烈处也不过以“龙御所历祥景暄，虎豹远遁迹，阴雾披以散”，“裭虏魄，慑虏魂，摧虏阵，荡虏群，蹂躏泥滓挥埃氛”这类虚化的文学指代进行模糊处理。而嘉靖间铙歌创作为了高扬国家中兴之际挞伐诛暴的震慑意义，则需在文辞表征上以充满张力的异质化文辞展现国家威仪。具体来说，他们多以文学性的夸饰手法表现一种想象式的巨物之态，如茅坤铙歌《大司马》写道：“大司马，长八尺，气盖河山威震敌。裸人黑齿啮指号，万里鲛波宁以谧。”这里对胡宗宪身长“八尺”的形容呼应了史料中“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文武将吏莫敢仰视”的记载，通过文学式的夸张手法建构出自上而下俯瞰视角，凸显盛气威严的人物形象。此外，又如唐顺之《海上凯歌九首赠汤将军》有“自咤一身都是胆，欲将巨海作潢池。偃旗休角寂无猜，百丈楼船泊不开……叠屿乱翻旌帜影，惊涛尽作鼓鼙声。沉船斩馘海为羶，潭底潜蛟喷血涎”，皇甫汸《海波平》写道：“岛夷日本称最雄，髠首骈拇烱两瞳。乘舟截险洪涛中，跳梁若蝶聚若蜂。揭竿烈炬耀日红，攻城掠邑谁婴锋”。无论是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还是战争灼烈场面的描绘，此类诗中所谓“八尺”“巨海”“百丈”“万里”都是对既有客观物的刻意夸饰，它们与“叠屿”“惊涛”“烈炬”“耀日”等词汇连缀而生，形成天威笼罩、蛮夷丑类无可匿逃的惊兀不安的阅读感受，与传统铙歌中春风化雨式的君主威德存在显著差异，体现出中兴之际雅颂诗篇的文体变格。
究其原因，传统铙歌的固定程式约束了作者主观情志的抒发，近趋僵化的篇章形态又极大限制了御倭战事中“奇人”“奇事”的场景再现。一种代表性的看法是王慎中在《胡公平寇奏议序》中所论：“见其得之、成之之效，而其所以谋之、为之之神，在公尚不能自言，况于奏报、章疏？仰有祗严威睿之体，而下有牵制格例之文，循守宪牒，迁就吏议，非但嫌于自叙功庸，其心有所不敢尽，而用司存复逆之式，以发挥操纵张弛之机权，于词亦有所穷而不得骋。且夫用间出饵，合于古之所谓奇者，妙用长策，正在于此，而最为吏议之所牴牾，又乌得形容其仿佛耶？后有欲窥公善师之策，而求观于斯刻，恐无以异于诸边帅阃凯捷之章，而亦安能如公今日得之、成之之神如此哉？……为有古名将之风，后人犹得因其言而知之。观斯刻者，其尚别有以求之，庶几得公出谋、发虑之一二乎？士君子当事成功，世多目以临职黾勉，因时乘便，偶然致之而已。”不难发现，作者意图在于凸显胡宗宪枕戈之绩及“得之成之之神”。事实上，明朝军队既不习舟楫，也不宜暑湿，以擒拿山贼的作战经验无以应对变诈无常的倭贼，以致抗倭前期屡屡败阵、挫伤国威。鉴于此，胡宗宪上任后整饬军纪并确立了“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作战策略，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奇战应敌，“屡奏奇功”，很快便使海上倭寇望风宵遁，实现东南肃清。在王慎中看来，既往的书写范式多属“牵制格例之文”，“于词亦有所穷而不得骋”，无以形容胡宗宪名将临战之际操纵张弛之神威，而易于堕入“临时黾勉，因时乘便，偶然致之”的投机伺便之诮。因此，为避免以往凯捷篇章中千人一面的格式化书写，嘉靖间作者不仅取缔了铙歌、凯歌中类似“鼓吹明德光无前”“惟皇德威，惟皇德威，邦人永怀”“共祝皇永釐”这类应制色彩的美颂程式，还以“近焦式”的写作视角构造出迅疾飙驰的动态场景，突破了传统铙歌雍容舒和的书写风格。如茅坤《御史来》写道：“三军之士起创痍，欲怒以斗气若驰。翩翩督帅豸为裳，虎韔鱼弢奋且张。弯弓勒战矢如雨，鲛波震荡日以黄。”又如《王江泾》一曲：“王江泾，绾湖口，卉服之酋战且走。疾引狙犷翔，怒欲鲸鱼吼。我师乘之战若飙，佽飞入水遮前后。鸟雀不敢度，蜒蜴蜷授首。倏忽之间铠若山，鲸鲵尽翦封京观。”即使是最合乎铙歌风格的王慎中《平蛮凯歌十二首寄胡总制梅林公》其六中，也有“义激诸军奋怒肝，蛮腰如草恣薅芟。鲸鲵血变天池水，日色殷红照万山”等句。可见，士人不仅不避及战争险烈场景的勾勒描绘，而且还要以“疾引”“佽飞入水”“气若驰”“奋且张”“义激”“奋怒”“蛮”“恣”等词句塑造出战争场景下海水天风之危烈以及三军迅起猛进之攻势。如此一来，这类铙歌、凯歌在时、空、距、速等多个维度完成了倍增，因视距的极大缩短而生动再现了四方材勇势若猛火的作战神态。这种战时背景下自觉的创作需求与写作策略在纵横张弛间突破了传统曲辞规整严肃的行文风貌，既生动反映了战事中云谲波诡的历史场景，也借助夸张笔法渲染了鲜明浓烈的传奇色彩，使作品实现“奇人”与“奇战”的因应相感，从而凸显了明军威动海内的中兴之绩。
嘉靖间铙歌、凯歌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雄快明奇的文辞特征，有别于传统铙歌曲辞雍容徐缓、古奥典雅的风格特点。沈明臣诗曰：“衔枚夜度五千兵，密领军符号令明。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这首诗歌为沈明臣在胡宗宪督师大胜、设筵于衢州烂柯山时即席写就的作品。万历间李绍文《明世说新语》记载了事件始末：“胡宗宪燕将士烂柯山，酒酣乐作，命沈明臣作铙歌鼓吹十章，援笔立就。至‘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胡起捋明臣须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沈氏此诗以唐人边塞最为擅长的七绝写成，音节铿锵、格调激扬，此段佳话后来也在佘翔《辟荔园诗集》、郑仲夔《玉麈新谭》及张岱《石匮书》等书中有所载录，反映了明代士人对战事风云的普遍想象。关于此，徐渭曾在龛山大捷后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公(胡宗宪)喜谓诸将曰：此贼流突千里，转战无虑数十，无能撄其锋者。今一鼓荡平，真朝廷天威也。命取贼心啖之，选狰狞首级廿余颗，置案上，每颗为饮一觥，左右皆失色，而公谈笑自若也。”龛山大捷是挫伤倭寇士气的一次重要大捷，其战况险烈可通过徐渭《龛山凯歌九首》中“无首有身只自猜，左啼魂魄右啼骸。凭将老译传番语，此地他生敢再来”等句予以印证。然而，沈氏铙歌虽颇有接续唐人格调之意，后人却明显读出了这类作品相较于唐体的变异特征，例如清代金埴在《不下带编》中对此诗鞭挞道：“公埴谓：此杀星健儿凶狠忍心语耳，何雄快之有？不记吾乡沈青霞公炼《塞外》感怀诗‘白草黄沙风雨夜，冤魂无数觅头颅’，与唐人‘一将功成万骨枯’皆字字刺心，乃仁人所当念也。”其中沈青霞公是指“越中十子”之一的沈炼，金氏所言乃指沈明臣铙歌“杀人如草”云云过于暴恣而仁厚不足，不及沈炼诗风雄奇浑灏，毕竟流于“凶狠”逞威之作而略逊一筹。当然，金埴的论判是在传统诗学温柔敦厚这一审美观念下的产物，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它恰恰印证了嘉靖间铙歌、凯歌以音调粗厉、意气杀伐为普遍艺术追求的基本事实。在战事未定、倭贼夺气而我兵激奋之时，士人必须突破传统铙歌庄严整肃、雍雍穆穆之感来再塑兵威，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沈明臣铙歌作品深得胡宗宪嗟赏并在晚明广为流传。
铙歌、凯歌与羽檄、露布等均为施用于军旅大献等场景而产生的特殊文体，历代词臣司职而作，多以歌咏君主功德为业，几乎不会将一己之情性掺杂其中。然而至明代中期，士人感喟时局，从既有的铙歌体系中衍生出一脉具有变体意义的“性情之作”，已成为一种理论与创作的必然。正如明人费宏所言：“师大献则奏凯乐。春秋城濮之捷，晋人振旅，凯而奏，说者谓天地之怒散以凯风，故凯奏象焉。其在诗则《出车》以美南仲，《六月》以美吉甫，《采芑》以美方叔，《江汉》以美召虎，而周王伐叛救民之功，实于此乎著，大抵皆凯歌之流也。后世有《朱鹭》《芳树》等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亦多叙战阵之事。若《皇武》于度，《方城》于愬，则又专述其劳，而拟之于雅矣。夫蛮夷寇贼，猾夏殃民，有国者不得已而征之。君臣上下，劳瘁万状，方事之未集也，诚不能无舆尸喋血之忧。一旦得雋而归，鼓骇车噪，发为讴歌，亦情之不能已者。大夫士从而文之，以明一时之盛。” 费宏将汉前凯歌之流与汉后铙歌之裔共同归属于“情之不能已”的讴歌之作，实质上是指陈它们具备感发人心的文学效果。可见在明人观念中，铙歌、凯歌的雅颂属性本质上来源于个人情志驱动，因此在国家中兴背景下，一种基于“性情”所作的书写模式已经突破理论藩篱而具备相应的创作潜能。无论是王寅所谓“荡平之绩，余恨未得”的自陈，还是茅坤在序末“或曰：予以罪放，非其职也。适湖郡太守张君某，闻郡人欲为祠祠公岘山，如晋人碑羊叔子汉江上故事，且请予铙歌镵之牲石之左，令春秋祠，郡弟子得习而歌焉。予遂书之”的自解，都指认了这类创作有别于传统的雅颂之属，而在血气情感的驱动下形成一种私造式的创作机制，具有变风变雅的风格属性及文学特征。
事实上，明代战事背景下文人与武将交好并为之赋咏篇章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朱国祯就谈道：“名将必好文，名臣必备武。好文，故有所附丽而益彰；备武，故有所挥霍而益远。名臣不必言矣。名将则近时戚将军，得交汪南明、王元美弟兄，沈紫江希仪，交唐荆川，故其战功始著。”这一观察指认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特殊文人偏好，即通过文武相彰而实现流芳百世、播扬声名的现实目的。在此视角下，唐顺之、茅坤、沈明臣等幕僚之属居于战事前端并运用铙歌、凯歌这类颇具颂美意味的文学体裁进行创作，似乎也很难不令人联想到一种并不纯粹的创作动机与美颂意图，从而忽视甚至扭曲相关作品应有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蕴。然而，如何评估这类铙歌、凯歌之作的文学效用，这一问题其实关乎更为根本的“性情”考察。关于这一点，柳诒徵的论断颇为公允：
巨儒魁士飙腾星萃，若归震川、任复庵、郑窒甫、唐荆川、李见罗、郑伯鲁、茅鹿门、徐文长诸先生，擐甲麾戈，分符筹笔，勋伐文章炳焉，震曜一世。……胡梅林之才略过绝于人，即钤山、慈溪以奸墨为世大诟，然其文笔机颖，及识别豪俊，亦尚有可称述，非夫选懦猥遳、徒窃权位、无寸长者比也。乌乎！明至嘉靖，国运已不振矣，然文谟武略、忠诚纯迈之士，犹错出不绝，故龛定祸乱，多由士大夫，不徒恃田州、永保乌合狙击之兵也。
诚然，嘉靖中后期这一段复杂的历史事件与朝堂中党争倾轧相缠绕，以致文坛不乏对胡宗宪、赵文华等严党人士的极力贬斥。但在柳氏看来，将多方势力放在国族立场与民族话语下重新审视，文谟武略、忠诚纯迈之士在抗击倭寇一事上其实超越了所谓政治团体与政见纷争引起的割裂姿态，对于推扬国威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公正的历史评判。即使是严嵩这一所谓奸臣也不例外，其选拔雄才的谋略胆识也应当予以肯定。这一持论提示我们，“这些称颂幕主功业的诗歌作品不能简单地以‘谀诗’视之”，唯有从更为宏大的国族层面辨析嘉靖间士人“性情”及“性情之作”，才能为阐释嘉靖间抗倭背景下的铙歌、凯歌作品提供更为客观和多元的视角。
当前学界多关注王阳明、湛若水等讲学之效对嘉靖中后期士人个体“性情”转变的影响，并认为这是士人产生重道轻文、经世致用这一意识转变和精神改造的关键因素。诚然，心学视野为士人体事功、明圣学的现实转向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与知识背景，但嘉靖间海患危机从客观上推进了这一过程，某种程度来说甚至成为更为蹙迫而不应忽视的客观条件。在海寇泛滥的现实危机下，士人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儒生武士化的转变。他们怀抱着锐意进取的经世心态及对英雄奇捷的理想追慕，立志实现建威扬勋、鸣昭代之盛的中兴愿景，进而表现为自我身份上由逢掖之儒向介胄之士的认知转换。关于这一点，在幕府文人的诗作中多有直接表露，如唐顺之《杨教师枪歌》：“谓余儒生颇好武，一揖滚滚发雄辨。”田汝成《侠客篇》：“长吏竞乾没，盗贼莽纵横。刺史懦自免，司隶昏如盲。赏罚天所持，谁能假之行。义勇著心本，寤摽何时平？”王寅《宝剑篇赠邑侯南沙熊公》：“带海倭夷尚余蘖，闽广桑麻日流血。愿言按剑愤国仇，东南要使鲸鲵灭”，《赠王世华》：“勿学儒生贱，窗间空白头。”“世以儒生贱，谁知国士风。”《丈八矛赠樊大》：“我虽为儒良不腐，弱冠攻文犹好武。……羽书夷虏报纷纷，忧解明王正赖君。烈士定应图不朽，早期一战立功勋。”谭纶《题汉关将军像》：“有文无武是迂儒，有武无文是匹夫。”就自性、本性而言，士人当中其实不乏隐归田园的疏淡之人，但他们无论进退出处均被裹挟于东南倭变之中，基于传统儒士的家国情怀及重建中兴之功的责任意识而参与抗倭活动，并对胡宗宪等一众东南将领生成英雄式的景仰崇拜与惺惺相惜的同心之谊。如唐顺之在《与胡梅林总督》的尺牍中毫不掩饰对胡宗宪的溢美之词：“二十年前京师获奉，晤语于时，则已知公之为异才，此心已与公相许矣，不待今日而后知公也。但初以为我之知公甚于公之知我，我之慕公甚于公之爱我，乃今知公之知我、爱我不减于我之知公、慕公也。天生才杰，本为社稷生民，惟公倍加自爱。”可见，他们因“气味之同”、抱持“同心共济”的救国情怀共治倭乱，因气味、性情、心志的趋同，这一时期铙歌、凯歌的创作便可以视为特定时代背景下士林自我更新的文学产物。
士林将此种性情改造反映在文学书写中，则出现了观念与创作上的相应转向。具体而言，由文辞之诗向经世之诗的文学观念转捩逐渐生成，关于这一点，在唐宋派士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所谓文辞之诗，即以文学技巧的雕琢玩味为主要审美追求，同一时期复古派的摹拟式铙歌创作当属此类。以幕府文人中较为极端地秉持“文道合一”观念的唐顺之为例，他曾反复申明不可沉溺于“词人之诗”，甚至对过往所作的“词人之诗”极言忏悔之意，他说：“大率读书以治经明理为先，次则诸史可以备见古人经纶之迹与自来成败理乱之几，次则载诸世务可以应世之用者。此数者，其根本枝叶相辏，皆为有益之书。若但可以资文词者，则其为说固已末矣。”面对强敌侵逼，他们不满足于在时代危局中独善其身，沉溺于吟咏风月、敷华掞藻，以述一己之幽思。因此，唐顺之认为文学的进路不在于文辞技巧的雕琢与单纯的自我审美，而应在“性情”的参与下实现人格与诗格的双重改造。这一文学思想贯彻于创作中，则出现以铙歌、凯歌等文学体裁为典范的创作倾向，在《寄黄士尚》一文中他谈到：“岂将以是自鸣其习坎心亨之乐耶？或者穷愁羁旅无聊之思，而姑托以自遣耶？抑以写其江湖之忧，而致其去国缱绻不忘之爱，如古《离骚》之作耶？其无亦自拟于《铙歌》、《鼓吹》、《辽东》、《都护》之曲，而与塞垣横槊之士同其慷慨而讴吟耶？不然，则枝叶无用之辞，其足以溺心而愒日也久矣，兄何取焉？”唐顺之认为，诗不可随意而作，“枝叶无用之辞”不过是使人荒废光阴、消磨心志的末技，唯有古离骚、铙歌鼓吹与北地之音这类具有慷慨气概的文学作品才是值得深研的正途所在。在《答喻吴皋中丞此书任御史时》中他的表述更为直白：“读所寄诸诗歌，其调雅以古，其气雄以鬯，而慷慨许国、揽辔请缨之气，复见于言语之外，盖不敢以词人之诗目之也。”如此一来，铙歌、凯歌这类合于古调而不失慷慨之气的文体形式在战事背景下便自然进入士人群体的文学视野，并被投入具体实践。
我们有理由推断，同时期执掌文坛的复古派文人没有在时事类铙歌、凯歌创作中引起大规模书写，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他们仍沉浸在拟古类创作的文学理想与审美范式的重建之中，另一方面或许也因胡宗宪的严党身份导致他们对此类创作刻意回避。不过，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必然会带来诗坛风格的扰动，关于这一点，在围绕将领戚继光的相关书写中更为明显。戚继光作为胡宗宪起用的重要战将，其功绩显赫，复古派盟主李攀龙就曾接连作《报戚都督》《报戚总戎》《与戚元戎》等书褒美其武功之盛：“不佞有浙之役，则我公声洽于海上。古方叔之壮猷无过焉，未尝不翘然愿一望见颜色矣。……近年以来，其在于今羽檄交驰之时也，独非大将邪？何公之先声乃如此。《诗》云：征伐图片狁，蛮荆来威。公威蛮荆而图片狁来威，圣天子在上，简书非常之遇，乃公辄试辄效，以释圣天子北顾之忧，而使边陲被安堵之庆，厥功茂矣！”不难发现，虽然出现写作对象的转换，但将其比附于中兴辅佐之臣方叔，对其形容颜色的钦慕仰望，以及对之国家功业的深切赏赞，本质上都与前文谈到的铙歌和凯歌作品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汪道昆专作《铙歌十曲》赠戚继光，他运用乐府古题而成《石马冈》《战城南》《安海》《高浦》《苧溪之涯》《菀菀深青》《漳浦汤汤》《仲春振旅》《将进酒》《闽海澄清》十篇歌咏功德，如其一《石马冈》云：“石马冈，塞草黄。岛夷如蚁戈如霜，孤城岌岌祸叵量。将军赫然怒，洒泪誓戎行。伊余有事在疆场，愿与百雉俱存亡。朔风动地吹沙场，卷甲宵驰石马冈。”其二《战城南》云：“战城南，捣连营，蠢尔倭奴方打城。将军从天下，军声如雷轰。招摇焯耀，豨麛震惊。三面崩溃，万姓欢迎。谁不曰吁嗟乎，戚父我生！”开篇两首便以苍茫开阔的卷景铺设，气势雄盛难遏，全篇虽呈现较多古雅色彩，但昂扬铿然的介胄之气并不匮乏。又如吴国伦作《戚将军歌为闽中父老作将军名继光东牟人》：“戚将军，兵如云。忽聚莫言合，忽散莫言分。随风荡潏都成文。戚将军，兵如神。一战海夷绝，再战海水平。莆中万鬼冤重伸。戚将军，兵如洗。截海惊海神，薙山泣山鬼。一年八郡平如底。”其歌三首句式齐整，易于歌唱，有类于戚继光本人所作的《凯歌》。总之，这一模式的运用恰恰反映出特定时代下的集体意识与精神共鸣，虽不一定冠以铙歌、凯歌之名，但其中介胄之气的充盈鼓荡均与前文所述作品存在着内在气韵的紧密关联。
当然，由于复古派的“性情”改造并不彻底，其创作从整体而言都更富文学修辞与传奇色彩，呈现出更多的文人本色。他们倾向于将文人风雅与武将气质相调和，旨在形成文武双美的书写格调。王世贞《戚将军赠宝剑歌》十首渲染了哀感顽艳的文人情思，欧大任《寄戚将军》一诗中“都护临边玉帐风，东方千骑尽成虹。穰苴本自名司马，回纥偏能畏令公。客草檄书多讲艺，兵收戈甲不言功。黄花塞上遥称庆，愿得朱颜日似童”等句也借用田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历史典故誉扬戚公的天资禀赋，而与幕府文人笔下介胄之气的纵横驰驱有所区别。此类诗作还有徐中行《大将军戚公歌》：“将军方监临安兵，训练诸将勇且精。飞檄辕门白虹起，扬旌海峤雄风生。将军桓桓具文武，海内贤豪称大度。不忘挟纩及舆台，但得赐金陈廊庑。”以及黎民表《为邵长孺寿戚将军》：“喜气遥从海上来，明星炯向营前岀。仙籍青华纪算多，功名麟阁图形毕。颇闻戏下盛才良，借著今谁是子房。腐儒不识征西府，留滞空愧尚书郎。愿徯函谷封泥后，剑履重看入未央。”这些诗作虽不乏扬勋意识，但无论是徐中行借用窦婴平定七国叛乱的封侯之典，还是黎民表借喻萧何赐带剑履上殿的万世之功，其书写均承载着对于外在功名与政治理想的美好期许，而与随战而纪的铙歌、凯歌的文学气质存在显异差别。
总之，嘉靖抗倭背景下的铙歌、凯歌创作真实再现了国家中兴际遇下东南士林独特的精神意志与思想价值。这类尚武之作并非基于文学技巧的空泛文辞，而是有识之士在倭患猖獗这一“变局”之下将生命体验与血气情志融汇于时代洪流之中产生的特殊文学形态。它们有别于唐代柳宗元“盗取古书文句，聊以自娱”的自遣式书写及宋代姜夔“上昭制用”的应制式创作，并为明代拟古乐府这一渐失生机的创作趋势注入了一抹不可忽视的亮色，从而显现出文体改良的积极意义与历史文化的丰富价值。
作者简介
窦瑜彬，女，籍贯山东。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讲师、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楚文化与地域文学、民间文学等。近年来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在《江汉论坛》《华中科技大学学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参与项目“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与小说观念的变迁（系列论文）”获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