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细节︱我为什么还是主张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刑罚_澎湃研究所_澎湃新闻-The Paper

我一直主张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实现形式上的买卖同罪同罚，这无关热点还是冰点。 这段时间，这个议题再次成为一个公共话题。非常感恩，我的朋友和同道车教授提出了不同看法，这种批评意见非常宝贵，因为批评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 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永远不要在自己看重的立场上附着不加边际的价值。对于世俗问题，我们必须戒断对独断化思维的成瘾性依赖，虽然这种思维极大地迎合着人类的自负与傲慢，但它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种灾难性的偏见和愚蠢。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对立立场都可能存在合理的成分，毕竟，我们不是哲学王，无法走出洞穴直视太阳从而获得真理性的知识（episteme），我们只能生活在现象世界拥有并不充分的意见(doxa)。 学者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和狂热的声音拉开距离，有时拒绝媚俗更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勇气和良知。对于法律人而言，托克维尔的教导掷地有声：“当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行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 在仔细阅读了车兄的批评意见之后，我还是坚持最初的观点，主张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买卖同罪同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