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学”？

“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精髓和正果是什么？关于经济的人文关切、人文内涵和人文对于经济的贡献率的理解，当然是一种重大觉悟，但不能止步于此，因为它只局限于对于人文经济的“经济学”的学科式的理解，其直接后果可能甚至必然将人文工具化，将人文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价值和经济学的人文装饰。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和发展战略，无论人文科学家的欢欣鼓舞，还是经济学家的与时俱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显得捉襟见肘。可以说，在人文或经济的任何学科及其专家视野的意义上，都不可能真正把握人文经济的意义，只有在文明体系、文明形态尤其是中华文明形态的意义上，才能推进人文经济，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呼唤和期待一次学术研究和文明意识的重大文化自觉。 **一、人文经济学是“人文-经济”学或人文-经济一体学** 人文经济学的语义有两种可能解读：“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人文经济”学或“人文—经济”学，是既超越于经济又超越于人文，在二者辩证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新学科与新方法。二者绝不只是狭义与广义之分，而是方法与境界之别。如果进行语义结构分析，两种解读的根本分歧在于“人文”和“经济”到底是偏正结构还是并列结构。作为偏正结构，它是“人文的”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等相对应；如果是并列结构，它便是人文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壁垒的突破，是人文与经济辩证整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和新方法。无疑， 作为经济学一种分支的人文经济学，因其着力于经济发展的人文关切，将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运用到经济学领域，如人文科学的价值判断、经济发展的人文含量，以及对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工具的超越等，它也具有某种创新意义和特殊价值。然而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的“人文”经济学的概念与理念，在中国已经出现二十年左右，有学者考证，十年前左右，中国就有学者提出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并建立“人文经济学会”。当下讨论的人文经济或人文经济学的要义，是人文与经济一体学，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经济人文化，人文经济化”，因而不仅是人文科学和经济学发展的一次自我超越，也是关于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中国式”的一次重大觉悟。 “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与价值取向是什么？一言概之，它是文明论而不是学科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的开篇就反复强调：“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马歇尔说得不准确，而且在表达力和解释力上存在明显缺陷。其一，他所说的“世界历史”只是西方世界的历史；其二，即便是西方世界的历史，宗教和经济只是两种基本力量，而且，西方世界历史的基础或基色是由宗教与经济的辩证互动而形成的，因为无论宗教还是经济，都不可能独自创造世界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宗教成为西方精神世界的基础性力量；但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因而经济是生活世界的客观基础，并对精神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是由以这两大力量为基础所建构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互动所形成的。马歇尔这一命题的合理性或给予的启发是：必须既超越经济又超越人文，在人文和经济之上理解和建构世界历史。 大道至简，理一而分殊。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了关于人类文明的中国命题和中国智慧。宋明理学家程颢曾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接着讲”：“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平李先生书》）一般研究只是从伦理道德或伦理学的意义上解读宋明理学的这些重要命题，其实毋宁把它在更广泛的即与马歇尔的“世界历史”相同的意义上诠释，因为程颢这里所说的是“天下事”，而不只是伦理道德之事，儒者所关心的也不只是修身与经世，而是“天下平”的理想社会。如果将宋明理学的这些命题转译为现代话语并用马歇尔式的话语方式表达，就是：人类历史是由两种基本力量造就的，准确地说是由两种基础性力量的辩证互动造就的，一种是伦理的力量，一种是经济的力量，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义利传统及其文明史意义。 由此，基于中西方传统，关于世界历史或人类文明的基础，就有两种不同的话语表达，这就是义与利、宗教与经济。马歇尔说，西方文明是由宗教与经济两种力量形成的；宋明理学家说，“天下事”或人类文明归根到底有两大哲学构造，这就是义与利，将义利客观化为现实形态，就是伦理与经济。将义与利的关系泛化为伦理与经济的关系也许显得牵强甚至暴力，但它们确实是伦理与经济的内核。这两个命题不仅是基于不同文化传统对于世界历史或人类文明的两种基本力量的不同表述，即西方宗教型文化与中国伦理型文化的表述，而且是对于人类文明及其形态的自觉。在哲学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是二者之间的同类项，区别在于伦理与宗教即韦伯所说的不同的“精神气质”。在中西方，伦理与宗教分别构成人文和人文精神的内核，因而伦理与经济、宗教与经济，都可以哲学地抽象为人文与经济。于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可以说，人文与经济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基础或两种基本力量，它们的具体历史内涵及其辩证互动所形成的人文-经济生态，构成世界历史或人类文明的特殊形态。 可见，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不只是经济学而是关于文明形态的命题，如果一定要将它归之于某种“学”，那只能说它是“文明学”的命题，是关于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和现代化的“中国式”的理论与实践谋划。人文经济学是人文-经济一体化的“文明学”，具体地说，是人文-经济的生态学，它通过建构人文-经济辩证融合的生态，奠基现代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的正果，是人文与经济辩证互动的合理生态，是以人文与经济辩证整合为基础的现代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经济是物质文明的基础，人文是精神文明的显现，“人文经济”就是人文与经济的合璧，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然而关键在于，无论人文经济还是人文经济学，其精髓都不只囿于人文或经济，人文经济学，本质上是人文经济一体学，是人文与经济的整合。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的最高价值与终极目标，是人文与经济的辩证互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所造就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现代化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如果囿于学科式的理解，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都只能局限于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小家碧玉或经济家们的自我觉悟，最多是人文科学家与经济学家们的自我反省，甚至是寻找在场的学术对话，而不能成为关于现代文明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与宏大谋划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所以，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建构，必须超越传统的学科思维，回归文明本身，回归历史与现实本身，建构文明思维或关于文明形态的价值取向。 **二、20世纪以来的文明觉悟与“理想类型”的挑战** 如果说马歇尔和中国古典哲学关于世界历史的两大基本力量和基本问题的命题只是一种理论演绎，那么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觉悟，就是它们在现代文明中的历史哲学展开。纵观20世纪以来的学术史与精神史，人类世界的最重要、最具文明史意义的觉悟，就是以文化觉悟为着力点的是关于人文与经济关系的觉悟，只不过这种现代觉悟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问题式，在西方是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在中国以伦理与经济关系为问题意识和话语表达。 西方世界的觉悟在学术维度可以以先后出现的三本书为精神史的标志，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它们形成西方世界关于现代文明的“正—反—合”的精神史历程。 20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标志西方文明的现代觉悟的开端。这部著作既是西方文明的自我觉悟，也是西方中心论20世纪新形态的现代奠基和学术宣言书。其最重要的建树是以“新教伦理”及其缔造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核心话语的文化觉悟，其核心理念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所造就的欧美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形态，即所谓“理想类型”。它的问题意识是：现代西方文明可以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其切入点是：“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地赞成教会中的革命？”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曾经是一种世界性现象，然而，只有在欧美才诞生了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其根本原因，就是于新教即改革之后的加尔文教所缔造的“资本主义精神”，它赋予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特有的“精神气质”或文化动力。具体地说有三大动力：“蒙恩”的观念与谋利的合法性，“天职”的观念与谋利的必要性，“节俭”的观念与积累的必然性。新教将获利当作上帝的“蒙恩”，从而将人们的谋利活动从传统基督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赋予其宗教伦理的合法性；“天职”的观念将谋利当作是向上帝尽天职，是一种永远止境的“恩宠”行为，从而造就了一批勤劳异常并且永无止境的谋利者，而“天职”又要求将谋利冲动严格限制于宗教伦理的约束之下，拒绝谋利和不正当谋利都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同时，新教严格限制人们的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当谋利冲动的解放及其宗教伦理的正当性与节俭的伦理约束结合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财富的不断增长。由此，韦伯就建构了“新教伦理精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与经济一体的所谓“理想类型”，新教伦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中介，就是所谓新教伦理所造就的“资本主义主义精神”，由此，文化-经济一体化便哲学地提升为以宗教伦理与市场经济为基本结构的人文-经济一体的“理想类型”。然而，韦伯所反复论证的命题是：由于新教伦理的文化部落性，因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想类型”只能诞生于西方，在儒教、伊斯兰教授、佛教的任何文化圈都不可能，由此韦伯便从学术和文明形态两个维度完成了对于西方中心论的现代论证，就像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历史哲学完成了西方中心论的古典哲学论证一样。世界接受了韦伯的“理想类型”，也就事实上接受了西方中心论。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发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部书在思路和理念方面对韦伯“接着讲”，是“理想类型”的反绎，其最大发现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最深刻矛盾，是“文化矛盾”，其根源就是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分离与背离。贝尔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有双重起源，即禁欲苦行主义与贪婪的攫取性，它们在新教伦理中被锁合在一起，彼此间的紧张关系所造就的宗教冲动力形成对资本主义行为即市场经济所释放的经济冲动力的监护权。然而现代性导致宗教冲动力的式微，分期付款等市场机制将人们的欲望从最后一道约束即消费能力约束下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精神只剩下最后一个冲动力，这就是贪婪的攫取性，于是形成难以克服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即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矛盾。显然，这一矛盾的核心与本质就是人文-经济的分离与背离。 20世纪90年代，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产生重大世界性影响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构》。这部书的基本立论是：“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无论韦伯还是贝尔，只将文化分析的重心置于一个文化实体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内部，亨廷顿将文化在现代世界中意义的逐角从文明实体的内部推向整个世界，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根本上是诸文化实体、文明部落之间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或“文化的冲突”。由此，文化，文化所造就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便进一步具有世界历史的现代文明史意义。这样，文化便从韦伯、贝尔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分析，上升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国家战略。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冲突论”成为“理想类型”——“文化矛盾”的合命题。 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觉悟，也是文化觉悟，只不过这种觉悟在相当时期中以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的方式体现，反思和批判的基准和参照，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因而根本上也是文化-经济觉悟或人文-经济觉悟。人们都说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其实“超稳定”的根源是它所独有的人文-经济生态。中国传统经济是以家庭为单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传统伦理也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伦理。中国伦理的发展，经历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多样性展开，经过汉唐时期千年左右不断推进的文化试验和抽象性发展，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两汉儒学，到儒道合流的魏晋玄学，儒道佛三足鼎立、精神割据的隋唐佛学，最后在宋明形成儒道佛三位一体、以儒家为主干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新儒学在伦理精神上的特征，是将儒家的治世进取、道家的治身退世、佛家的出世治心结合，形成进退互补、刚柔相济的伦理精神的文化构造，为人们提供一种在得意和失意乃至绝望的任何境遇下都不会失去安身立命的基地，从而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伦理精神。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伦理精神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合，形成自给自足的中华传统文明形态。人们常常批评中国传统文明的封闭，其实封闭必须有充分的条件，这就是自给自足。中华传统文明与其说封闭，不如说自给自足。 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中，中华文明虽不是人类历史上起源最早的文明，但却是唯一的从未中断的文明。在近代以前，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明清之后，中国日趋衰落，乃至鸦片战争之后不断落后挨打。这种巨大的落差激起人们对中华文明长达两个世纪的自我反思，反思的触角首先并且一如既往地指向文化。回眸近代以来的中华文明史，几乎在每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都会爆发巨大而深层的“文化热”，而“文化热”似乎总是以关于传统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为取向。社会转型预示中华文明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必须对前进方向做出选择，由此必须回眸以前走过的路，并在异质文明中寻找参照，于是出现古今中西之争。先是近代“道器之辨”中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战略；继之是五四时期列强欺侮下“全盘西化”的激烈的文化批判与文化主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后胜利开拓了中华民族的崭新文明，然而后来的不断探索总是与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相伴随，改革开放事实上也是以一次全民族的文化热为前奏。经过两百多年的漫长探索，对于传统的文化态度，关于传统的文化战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最新成就，它不仅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也逐渐成为大众共识，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热成为社会转型的前奏，表明文化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预示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只是这种文化自觉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否定形式表达，它尤其聚焦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激烈批判，伦理的文化觉悟如此重要，乃至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现代转型中感叹：“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而文化热和文化反思的坐标，则是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尤其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基本问题，文化觉悟，也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现代觉悟。 综上，人文经济的理念与理论，相当意义上是近现代中华文明进程中关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文明自觉的必然结果和历史进步，这一理念与理论唯有在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重大发现和重大觉悟的文明史进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本质上是文明学，至少，是文明学或中华现代文明学的哲学根基。 **三、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经济悖论与人文经济学的超越** 人文经济的理念和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可以为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贡献什么？它对破解现代文明的前沿性难题，至少具有以下四方面的意义：首先，超越文化-经济的现代性文明悖论；其次，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互荣；再次，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与人文后力；最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鸟瞰现代文明，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对比较落后；相反，一些年轻的文化国家，却率领世界的经济潮流。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地区、印度相对比较落后，希腊也只相当于南非的发展水平；中国正强劲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自我认同为发展中国家。美国在文化上最年轻，从《独立宣言》到现在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却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这种状况在国内也是如此。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然而在今天依然是相对欠发达地区；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也是最发达的地区。这种现代文明的世界图景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准确地说错觉：那些文化上悠久的国家和地区，正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蹒跚而行，而那些年轻的文化国家和地区则在轻装前进。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悖论。如果不能破解这一悖论，将导致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在大众心态和国家战略很可能走进西化至少“美化”的误区。 近现代以来中西方的文化取向与这种经济-文化悖论深切相关。有的学者曾指出，近现代以来，中西方走向现代化有两条不同的启蒙路径，一是“复古为解放”的西方路径，一是“反传统以启蒙”的中国路径。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文明走向现代的开始，“复兴”的话语已经表明回归传统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战略，西方文艺复兴和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口号是“回到古希腊”，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口号依然是“回到古希腊”。不可否认，这种“复古为解放”的“回归”的文化战略为欧洲现代文明的日新又新提供了不绝的根源动力。与之相比照，中国的近代化与现代化运动的启蒙思潮的主流，是对文化传统的深切反思和激烈批判，它是近现代以来文化热的重要精神气质，宣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坚强决心。自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近百年来“孔家店”虽然坚韧不“倒”，但屡屡被“打”、经受欧风美雨的不断冲击却是事实，经济发展经历了波浪式前进的曲折过程也是事实。可以说，经济-文化悖论不破解，中国经济和文化就难以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如果在文化上西化，也不可能建构现代化的“中国式”。 与这种大众心态和社会思潮相对应，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理念与国家文化战略，但到底“用”什么、如何“用”，一直是必须不断回答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到底在哪里“用”？具体地说，如何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用”？更深刻的问题是，文化，传统文化的意义是否只是“用”？它所对应的“体”到底是什么？“体”与“用”在理论上是否可以分离，在实践上是否可能分离？改革开放推进中提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念，“协调发展”相当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解决文化及其传统的“体”与“用”分离的矛盾，但实践上“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总是难以解决，经济总是“硬实力”的“硬核”，文化则在被表述为“软实力”的同时，也潜在成为“软肋”的危险。中国式现代化被定义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如何“协调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解决这一课题的重大理念创新。然而“转化创新”是一种文化战略，如何上升为文明战略？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中国式”如何建构，其突破口在哪里？“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的理念和理论，就是解决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又一次创新性推进。 显而易见，“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着力点既不是经济，也不是人文，而是人文与经济的璧合。它的最大创新和贡献不只是建构某种经济学即基于“人文”或“有人文”的经济学，也不只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而是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经济发展整合互动，形成现代文明的合力。它不仅如马歇尔和中国传统哲学所揭示的那样，造就现代文明的两大基本力量，即人文力量与经济力量；也不只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建构现代文明的抽象的“理想类型”。“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的使命与境界，是建构现代文明的人文-经济生态，通过作为人类文明的两大基本力量即人文力量与经济力量的辩证互动所形成的合力，为现代文明奠基。人文与经济的合璧，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发展赋予经济发展以特有的“精神气质”，这就是“中华气质”，由此奠基和建构现代文明的“中华形态”和现代化的“中国气派”。 因此，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所进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为现代文明的“中华形态”和现代化的“中国式”奠基。人文与经济是文明的两大基本力量，但决定人类文明气质和体质的不是人文，也不是经济，而是两大核心构造的辩证互动所形成的合力，文明的合理性，文明的气质和体质，是由人文和经济辩证互动所形成的人文-经济生态。中华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特殊的“精神气质”，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特殊的人文规律；经济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提供现实基础；人文-经济生态为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中华形态”“中华气派”进行气质和体质的基因奠基。人文-经济合力、人文-经济生态，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 文化-经济悖论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文明的事实，其秘密就是人文-经济生态或人文-经济合力。马歇尔的经济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揭示了文明的两种力量，韦伯将两种力量整合为一种“理想类型”，但它是也只是西方文明的“理想类型”，携带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霸权主义的基因。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的理念和理论，在相当意义上是对于文化-经济悖论的超越与突破方案。可以期待，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使之与经济发展辩证整合，形成新的人文-经济生态和人文-经济合力，经济发展将不仅具有特殊的“精神气质”，而且被注入五千年文明史所积淀养蓄的精气神，从而释放巨大的人文能力。由此，中华现代文明和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具有中华基因，而且具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动力”。而且，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的中国探索和与中国经验，对其他文明古国走出文化-经济悖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当今世界解决文化与经济关系的难题，将具有某种普遍的参照意义，由于文化与经济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人类文明基础的地位，这种探索将具有文明史的意义。现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成功不能只当作是经济发展的奇迹，毋宁应当被看作是文明进步的经济呈现。我们的全国性调查已经显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大众所形成的最重要的文化共识，就是伦理型文化的优秀传统认同回归的共识，“双创”“两个结合”，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种大众共识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和概念话语。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奇迹与文化发展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它是对文化-经济悖论的超越与突破，而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就是这种超越突破的理念表达与理论自觉。当然，合理的人文-经济生态及其文明合力的造就，还有待长远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四、互动互荣的人文-经济生态** 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两个联想：一是文化产业；一是西方经济学的转向。这些联想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其中任何一种理解都可能产生理论上的误读和实践上的误读。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的精髓，不是以经济定义人文，更不是以人文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而是超越于人文和经济之上，由二者的辩证互动、相互成就而形成的人文-经济的文明生态与文明合力。 “文化产业”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理念与概念，在英文中即“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然而即使在西方，这个概念自提出就遭到人文科学家的质疑批判甚至迎头痛击，并且事实上也导致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后果甚至恶果。“文化产业”不只是文化的工业化生产，或以流水线的方式进行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更深刻的是以工业或产业的逻辑进行文化生产。产业的基本逻辑有二：一是谋利的原始动力，二是需要—满足模式。产业固然创造财富，但其原初冲动是资本所有者的谋利冲动，它所追求的往往是市场上的“价格”，而不是文化上的“价值”，如果一定要说价值，最直接的是市场价值。产业逻辑为社会提供福利的逻辑是孟德维尔所说的“蜜蜂的寓言”：个人的恶行，社会的公利。个人谋利冲动的主观恶行，客观上导致社会的公利。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伦理导向限制产业的这种谋利任性，但多种经济形式决定了这种限制的限度。在文化生产的领域，产业的这种“经济人”本性及其逻辑将产生比其他领域更为直接和严重的后果，尤其一旦它与第二种逻辑即需要—满足逻辑结合。 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需要—满足模式是市场的基本逻辑，它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但即便在这个领域，供需平衡也有两种逻辑：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或者，生产什么，就（只能）消费什么。生产不仅满足消费，也培育和创造消费，这就是企业家引领和创造社会生活的原因，也是产品价值中巨大的广告成本的秘密所在，广告的效用与其说推销产品，不如说制造时尚和价值。在市场社会的产业逻辑下，大众生活事实上是企业家“制造”的。在工业社会，需要和生产就是如此矛盾地主导着社会生活。然而，这种工业逻辑一旦殖民和入侵到文化领域，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文化不仅具有满足人们需要、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的使命，而且担负提升人性，将生活提升为“好的生活”的天职。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从动物界走来，这就决定了人具有动物性，只是多一点或少一点。荀子也说：“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有道德；人不是禽兽，所以可能有道德。文化与人的本能之间，既存在“乐观”，也存在“紧张”，是“乐观的紧张”。因为乐观，所以文化要满足人的需要；因为紧张，所以要提升甚至改造人的需要。由此，需要—满足的工业化生产逻辑不仅不适用于文化生产，而且是文化生产必须规避的文明风险。现代文化产品中的媚俗低俗现象，网络空间中难以根除的伤风败俗、误导社会疾痼，其存在重要基础就是文化的产业逻辑。诚然，文化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形态，优秀的文化传统、文化理念和理论不仅在思想或精神世界中存在，而且也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传播并在生活世界中现实化，“文化经济化”是必然和必须，它是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但这绝不意味着遵循产业的逻辑进行文化生产。恰恰相反，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要求扬弃和超越“文化产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文化生产中尊重文化本性，遵循文化规律，防止工业逻辑、经济逻辑对文化逻辑和文化规律的殖民与入侵。 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建立人文和经济，抑或文化与经济之间平等的价值关系，二者在价值上不能彼此定义与被定义，二者关系的本质是辩证互动，协调发展。诚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不能动摇，但它只是工作中心或重心的确立，是改革开放所实行的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并不意味着在价值上孰重孰轻，厚此薄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要建立起经济的价值霸权，相反，经济的真正发展是文化、政治、社会诸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合力所造就的整体就是文明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与文化之间“决定性——反作用”的基本原理，也决不意味着经济对文化的价值霸权，相反，其要义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历史事实表明，无论经济的价值霸权还是文化的价值霸权，都难以建构合理的和可持续的社会文明。文化的价值霸权导致意识形态的乌托邦，这方面我们已经有惨痛教训；经济的价值霸权将导致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本质是价值生态，是协调发展。它的价值追求是超越于二者之上的更高目标，即合理而持续的文明生态和文明形态，文化与经济不仅共生，而且共荣，在辩证互动中相互成就，从而为中华现代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奠基合力。 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最容易让人们引起的学院式联想就是西方经济学，这种联想可能从否定和肯定两个方面展开。在否定的方面，是对西方数理经济学的现代范式和现代传统的超越；在肯定的方面，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走向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宣示的经济学取向，似乎与人文经济的理念殊途同归。然而，这些联想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它是潜隐的西方中心主义取向，因为它本质上是以西方趋向、西方范式为参照来判断和规范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理论或趋向早已在西方出现，那它根本上就不是创新，最多是一种跟进或不谋而合。无疑，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是以建模和实证为特点的数理方法，这种方法在古典时代就已经被承认甚至提倡，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在运用数学时，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科学不仅要获得质的确定性，而且要获得量的精确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理经济学具有合理性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不可否认，数理方法只是西方经济的手段或工具，西方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取向方面，却是人文甚至非常人文。比如对公民的幸福指数的研究，“幸福”是一个典型的人文问题，甚至是人文的终极关切和终极问题，而“指数”则是一个数学问题，“幸福指数”研究的要义，是使幸福的程度获得“指数”的精确性，“幸福”是主题和价值，而“指数”只是工具和方法。由此，不能简单而天真地把人文经济学当作是对西方数理经济学传统的超越。肯定性的理解的最重要和有力的根据是近些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愈益加强的人文取向，数位经济学家因为对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贡献率的关注、对于分配公正的关注，乃至对于心理学等人文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而获奖，这可能让人文科学家尤其坚持经济学的人文主义取向的学者兴奋不已，但是，经济学中人文含量的加强和人文科学方法的移植，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人文经济，也不能被名之为人文经济学，毋宁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人文觉醒。只有当人文与经济形成辩证互动的力量，并且最终形成合理的价值生态，才是真正的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生态及其所奠基的文明合理性，是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标志和价值追求。 **五、经济发展的人文力** 人文力是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方式与作用规律，是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第三个要义，也是其建构人文-经济生态、为现代文明的“中华形态”和现代化的“中国式”所做的第三个理论和实践贡献。 文化不仅是本体性存在，而且是内在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称之为“文化力”，它与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国防力量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往往不具有世俗化的客观形态，准确地说因为它的深层和潜隐，具有老子所说“视之不见，搏之不得”的“道”的本性，因而被称为“软实力”。然而如果将“软实力”之“软”误读为其价值和意义之“软”，从话语方式转换为理念和行动，那便潜在巨大的文明风险。“软实力”只是相对于“硬实力”的一种隐喻，并不表征文化的本性和文明意义。文化力对于文明的作用方式，是通过人的主体性建构实现，尤其通过建构人的精神和精神世界即个体精神、民族精神实现，并转化为个体与社会的集体行动。“文化—人—文化力”是文化的作用方式和作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力就是“人文力”，文化力的存在形态就是“文化—人—人文力”。文化转化为产业，通过大众消费创造财富，只是文化的工具价值和显性意义，而且其中隐含文化消费主义的巨大风险。文化最深刻的意义和存在形态是文化力或人文力。文化武装人，建构人的主体性，积蓄文化能量；人和社会通过个体和社会行动释放文化能量，从而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文明建构。文化力和人文力的理念，是人文与经济辩证互动、建构人文-经济生态，进行文明建构的中介。 “文化力”或“人文力”的论证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专文阐释，对于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哲学写意，便可以泼墨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人文力的文明史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毋庸置疑，公有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文明史上最合理的制度，因而被当作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然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公有制必须解决一个内在矛盾，这就是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分离。理论上，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但在现实性上，生产资料又只能由人民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即干部支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公有制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期待两个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准确地说伦理条件，即：首先，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公民必须真正意义上姓“公”，是有“公”之民，得“公”之民，不仅在政治上获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且在伦理上或文化上必须真正超越个体性，尤其超越千百年来私有制下形成的私有观念；其次，掌握生产资料支配权的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不仅公有制只能停止于一种理想而不能实现，还逻辑和历史地出现内在腐败的政治风险。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最后形成“一大二公，越来越公”的体制；与此同时，不断进行干部教育，实现严格的干部管理制度。从进北京城时毛泽东“不做李自成”的忧患意识，到下痛心枪决张青山、刘子善两大贪官以给全党警示，都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准备文化条件。毛泽东不仅使中国革命，而且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比美。一个简单事实是：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打了一个多世纪的仗，国家满目苍夷，然而就是两个五年计划，中国人将两弹一星都送上了天。无视这一经济奇迹是历史虚无主义。那时遇到的难题是文化难题，是公有制的文化条件尤其是两大基本文化条件不满足的难题。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不是一句“乌托邦”或“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了结，否则难以发现并解决真正的中国问题，也难以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形态。 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然而，解放生产力的着力点在哪里？经济能量从哪里释放？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解放生产力的着力点就是对个人利益的伦理合法性的承认。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体制，在制度和文化上都未给个体利益以合法性，它以“克己奉公”甚至“存公灭私”为导向，所以“斗私批修”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斗私”是对个人利益的扬弃甚至摒弃；而“批修”对普通百姓来说，在伦理上就是对个人消费欲望的约束。对个人利益的伦理合法性的否定、对消费欲望的约束，本意是维护公有制，但客观上却导致束缚生产力的后果。改革开放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其文化上的着力点就是对个人利益的伦理合法性的承认，解放生产力的切入点乃至着力点就是解放了个人的谋利冲动，赋予个人利益以伦理的和政治的合法性，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文化意义上，这种改革与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具有相通的逻辑，因为新教伦理造就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切入点就赋予人们的谋利冲动以宗教合法性和伦理承认。然而，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还期待另外一些文化条件，这就是谋利的合理性，于是诚信危机、干部道德就成为严峻挑战。同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还要求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意义上，治理腐败与分配公正，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它们本质上是一场伦理保卫战，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准备文化条件，提供健康而充沛的文化力或人文力。 人文力的课题在由小康向现代化推进中具有同样重大而紧迫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学界曾长期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其实，中国式现代化的难题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小康瓶颈”。“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典型的西方问题和西方命题。“小康”在中国传统文明中不只是一个经济话语，而且是一个伦理理念。“小康”与“大同”的根本区分，是“天家为家”与“天下为公”的伦理境界的区别。“小康”为什么“小”？在于 “天下为家”伦理境界之“小”。“大同”为什么大？在于“天下为公”的伦理境界之大。“小康”的特点为什么是“小”而“康”？就是因为“礼义以为纪”，即伦理道德的引导。如果缺少“礼义”的伦理道德条件，“小康”便只能囿于“小”而不能达到“康”。“康”在中国话语中最初有两层意思，即“无病”与“温饱”。无病之为“康”，温饱之为“康”，正因为如此，它具有经济学意义，“小康”意味着中国在整体上摆脱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根据西方理论，人的经济行为遵循“需要—满足”的逻辑，“满足”的内在悖论是：不满足没有积极性；然而满足了同样没有积极性，所谓“吃饱的耗子不想动”。“中等收入”状态是“吃饱的耗子”，按此逻辑，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就必然出现疲软。实际上，这种理论不仅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而且是一种去文化的纯经济学的思考。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还有第二个伦理要素，这就是“天职”的观念，根据这一观念，谋利不只是为了个人需要的满足，更具终极意义的是向上帝尽“天职”，这样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和拯救。如果有一条发财致富的路而放弃，那便意味着拒绝听从上帝的召唤，同样难以得到拯救。由此，新教便为资本主义的谋利活动注入永无止境、源源不断的伦理动力。小康向现代化的超越，必须解决两个问题，或提供两种基本的人文力。一是“天下为家”的伦理瓶颈，以共同富裕达到“天下为公”，因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二是以伦理境界、文化境界超越“需要—满足”的悖论，使个人的经济活动不只囿于个人需要的满足，甚至不只是创造和积累财富，而且是尽“天职”，为社会、为国家、为人类尽天职，由此经济发展才被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后力。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躺平”“佛系”，本质上是文化上的疲软，长期下去，必将导致经济上的疲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后力。 任何经济发展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伦理条件或人文力，这就是“勤”和“俭”。“勤”是创造财富的伦理条件，“俭”是积累财富的伦理条件。创造财富的冲动与积累财富愿望邂逅，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就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文条件，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文动力，而且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文后力，最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缔造现代文明的“中华”形态和现代化的“中国式”气派。